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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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小学的某一天，不知道吃了什么蘑菇，鬼迷心窍，突然觉得未来可以当个诗人。我很快为此做出重大努力，斥资购置了里尔克的《给青年诗人的信》。仿佛有了这本书，已经算半个诗人，心中难免壮怀激烈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，这本书翻开又阖上，反反复复，到头来只读过第一篇。我逐渐意识到，自己可能不是这块料。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的第一封信，就是我的“abandon”。

不过我一直记得这封信里的两个tips：一是不要轻易写情诗，容易俗；二是动笔前，要先问自己，是否有必须写的理由。前一条很好理解，后一条，让我一直困惑又着迷。我猜想，“必须写的理由”大概类似一种特异功能，某一天将注入我的身体，让我不能自已，落笔有神。

高考前压力巨大，每天都过得紧张、焦躁。某天傍晚，我一个人在北大街的尘土里浪荡，想起白天刚写的一首诗，赞叹欢喜，又不知道可以拿给谁看。我找到最近的IC 卡电话亭，拨出一个随机的陌生号码。

等对方接起，我直接问：“你可以听我念一首诗吗？”

一个杭州口音的中年人，竟然回我说：“好啊。”

现在已经不记得那首诗的内容了，大概是虚拟了一个玻璃杯的口吻，来写水被人喝掉的情景。念完就冷场。我攥着话筒，等电话自己断掉。当然没有。慌乱之下，我口不择言地问：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对方仍然很平静：“你不是说，‘你不要说话’吗？”

“你不要说话”，是那首诗里复沓再三的一句。

这一刹那，我愣在原地，几乎有一种言出法随的晕眩。原来一句写在纸上的话，真的会落到人身上。

打这个电话，不过出于自恋和无所事事，但对方“当真”的回应，赋予了这次对话一种严肃性。我隐约明白了什么是“必须写的理由”。听到、读到的人会当真的，写的人就不能不当真。只有当你心里有某样东西，需要被自己认真对待，不能不把它拾掇妥当、付诸语言，并准备好了经受细读的检验，敢于认领它在别人生命中留下的痕迹，那才值得动笔。

写出来的话，不只是在描述、刻画这个世界，更是伸手碰触它，介入它。写，而不只是被写出的内容，本身就是邀请，或者冒犯，是行动，也是交互，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伦理中。写作不是一个人在纸上完成的事，等文字进入他人的经验里，你才知道自己究竟说了什么。

陶醉于被人读到，之后几年，我常常拉着中学和大学同学听我念诗，半强迫性质，只希望复刻那样的体验。当然总适得其反。因为那时候，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去阅读别人，自然不知道如何邀请别人阅读自己。

多年后，朋友王小一、袁方正和我发起了线下诗歌活动“小马路诗歌公园”。每次活动，我们围绕一个主题选诗，弹唱、朗诵、细读。我负责细读，这才重新学习如何去读。

大学时我读中文系，从作品、文学史到各种理论，也算有过专业训练，自以为很会读了。可到了活动现场，那套本领却常失灵。如何把兴趣各异的人收拢到同一个问题跟前，如何让没有太多写作经验的人看清楚诗人的手艺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而小一和方正用乐器、人声做出的现场演绎，更能一下攫住大家的注意力。

起初我安慰自己，这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同。后来才慢慢意识到，并非如此。弹唱和朗诵同样建立在大量的细读工作之上。为已经给定的歌词作曲，比先有曲再填词难得多。小一总是反复揣摩，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和诗中所言细细比勘，摸索深埋文字之下的气口、停顿、颤抖和暗流。许多句式不整饬又无韵脚的诗，到了她手里，也会被剥出内在的韵律。

所以阅读不只是把一首诗拆成几个概念，证明它用了什么修辞，属于哪条谱系。这些固然也有用，但若不能推进你和文本之间的对话，那就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表演。真正的细读，应该是调动全部感官和经验，去迎接一首诗，感受它带来的每一次扰动。它首先不是判断，而是困惑；不是归类，而是关心。真的关心才会真的困惑，才会愿意承受困惑带来的难熬，暂时松开对于自我之整一的执念，让自己和这世界不可名说的那一部分缠抱在一起。这正是我从读诗这件事里得到的训练：对复杂本身的诚实，不急于给出论断的耐心，对话语背后悬停、躲闪、反复和未能说出口之物的敏感。

在一起细读他人作品的同时，我和两位战友也在彼此细读。“小马路”一直在探索各种诗歌表演的形式，因此常和不同的艺术家接触，寻找合作可能。有一次，和一位专业音乐人聊具体方案，对方看过我们提供的诗歌文本，很快概括出一条大致的情绪走势：哪里压低一些，哪里抬起来，最后再收回去。那一刻，我和“小马路”的伙伴交换眼神，彼此会意：这样的做法不该发生在诗与音乐的合作中。诗当然可以进入音乐，但不能被如此迅速地压缩成一条起伏线。文本真正要紧的东西，恰恰藏在那些不能被立刻归纳的地方。阅读不是把疑问抹平，而是在褶皱处停留、逡巡、细细辨认。

没有对他者真正的好奇和关心，何谈合作。合作不该只是技术上的分工，而首先应该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细读之上。你得愿意相信，对方不是一个可供调用的功能，而是一个值得你慢慢理解的人。

技术与伦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或许可以说，细读就是爱，就是在追求友谊。

大学时排话剧，有个学龄前小女孩的角色，我邀请了宿舍楼下理发店老板的女儿来扮演。小朋友那时还不到三岁，却很有舞台感，亮相不过两分钟，收获了全场持续的掌声和欢呼。

演出前带孩子参加排练的，是保姆。攀谈得知，这位大姐经历崎岖：家暴，逃亡，孩子溺水，有家不能回。那部话剧本来就是有关性别议题的，我很朴素地认为，不能止步于表演，应该再做点什么。我带着法律系的朋友去那个小朋友家，给大姐做一次访谈，试试看能否提供一些法律援助。当时以为只要有热情，有正义感，再加一点专业知识，就已经算“帮助”了。现在想来，真是过于天真。

那天小朋友的父母都不在。朋友在一旁和大姐说话，我就负责陪小朋友玩。虽然一起排过话剧，但她起初还是有些怕我，慢慢地才靠近过来。小孩子的信任并不基于抽象的因果，而是非常具体的，你陪她一会儿，回应她说的话，她就会把你算进自己世界里一个暂时可靠的位置。等我们要走，她突然哭闹得非常厉害，怎么也不放我们离开。

我们最终什么忙也没帮上。大姐后来去了其他城市生活。为了躲避夫家的骚扰，她不得不频繁更换电话号码。我从她偶尔打来的电话里，努力勾勒她生活的轨迹：摆摊烧烤，从一个县换到另一个县，交了男朋友，好像对她还不错。那时候，我自己也生活得毫无头绪，更不知道怎样向她提供有效的支持。或许大姐感受到了我的不知所措，她的电话越来越少，最终完全失去了联系。

从大姐处得知，排话剧那段时间，小朋友的父母在闹离婚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之前她分别时夸张的哭闹并非任性，而是成长经验造成的分离焦虑。一个长期生活在争吵、离散和不安中的孩子，对陌生人的接纳，本身就是很冒险的事；她好不容易松一点手，让一个人进来，可这个人很快离开，又一次把她抛下了。

孩子后来判给了妈妈。我设法联系上她妈妈，约了日子，去看望这位年纪最小的演员。再次见面，屋里的气氛有些微妙，大人之间的亲疏、边界、试探，像一些看不见的线牵扯在一起。孩子呢，虽然只大了一岁，却明显比从前更警觉，更懂得察颜观色。我带她去看电影、逛商场，她好几次跟我要零食和玩具。我当时还在读大学，手头窘迫。理性上我明白，她在通过观察我回应她需求的态度，反复判断我是否接受她，会不会又很快走掉。可明白并不等于会应对，强烈的窘迫让我有点害怕再去看望她。很快我离开那座城市，再也没有见到她。我又一次把她抛下了。

那时候我已经可以熟练使用各种社会学理论来描述她们的处境，我以为我的热情、正义感和专业知识足以提供帮助。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帮到。从保姆大姐，到这位小朋友，整件事给了我两轮深重的挫败。语言可以描述、命名、分析，却不能替代在场、承担和回应。卡夫卡就曾说过：“写下的吻不会到达它们的目的地，而是在中途就被幽灵们吮吸得一干二净。”我被自己所操用的语言骗了，把“说清”和“读懂”错当成了“抵达”。

真正困难的，是你能否持续在场，持续回应。施予是一种姿态，回应却是一种冒险，因为那意味着卷入你无法预先划定好边界的关系，承受你还没有准备好承受的期待。

这是我从旷日持久的细读训练中学到的第三件事：读出对方的意思常常是不够的，还应该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，迎上前去回应。

非常幸运的是，我得到过这样的回应。这部诗集，就是在朋友们的阅读、追问和批评中得到修正、获得确认，才有今天的样子。他们手把手地教我如何阅读，如何回应。

谢谢夏笳，听我念了很多年诗，如此及时地接住我，让我没有最终涣散。谢谢阎以任，允许我狐假虎威，借他的镜头为这些诗撑开一层纵深。谢谢王晶、尚斌、张铎瀚、吕紫娴、康苏埃拉、陈咨睿，他们读过部分或全部诗稿，给我写作上的教益，也给我珍贵的友谊。谢谢余静双，没有她的倡议、催促和耐心，就没有这次结集。

再见到你们，我要迎上前去，抱住你们。